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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媒体披露总理家族内斗来龙去脉
2017-06-16 11:10:04   来源:   评论:0 点击:

  近日,新加坡总理家族纷争占据了新加坡各大版面,《联合早报》披露了李显龙总理家族内斗来龙去脉。  
  李光耀故居●争端
  ●2011年
  8月20日:李光耀立下第一版本遗嘱,其中包含“拆屋条款”。遗嘱中,李光耀三个孩子平分遗产。
  12月:李显龙总理召开特别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房子,并邀请李光耀出席。李光耀会后致函内阁说,如果必须保留故居,那就一定要加强其基础、翻新整栋楼,并让人入住。
  ●2012年11月2日
  第六版本遗嘱订立。遗嘱中,李玮玲相对李总理和李显扬获分多一份遗产份额。李光耀也将此事告知李玮玲。第五和第六版本遗嘱中,“拆屋条款”都被移除。
  ●2013年12月16日
  晚上7时零8分:林学芬发电邮给李光耀,并抄送李显扬和协助拟写第一至第六版本遗嘱的柯金梨。电邮中附上李光耀第一版本遗嘱。
  晚上7时31分:李显扬回复林学芬电邮,电邮抄送名单中除去柯金梨,并加入李光耀私人秘书黄莲好。李显扬对李光耀说,无法联系上柯金梨,并表示林学芬能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拟写遗嘱以执行和见证。
  晚上8时12分:李光耀未回复。林学芬电邮黄莲好,抄送李显扬和她所属腾福法律事务所律师雷安智,通知他们遗嘱已备好,可以执行,并示意黄莲好与雷安智直接接洽,安排签字。
  晚上9时42分:李光耀复信,同意李显扬的建议,不等柯金梨,签署新遗嘱。
  ●2013年12月17日
  上午11时零5分:雷安智和腾福法律事务所另一名律师江秀慧到欧思礼路38号,见证李光耀签字。
  上午11时20分:两名律师离开。第七版本,也是最终版本遗嘱订立。拆屋条款重新列入。
  下午:黄莲好电邮李光耀,指收到签字文件的传真版,供李光耀在办公室“重读”。
  ●2014年7月
  李玮玲写给李总理夫人何晶数封电邮,透露李光耀几年前留给她多一份的遗产,及在那之后数月,李显扬告诉她李光耀有意改回由三子女平分遗产。李玮玲也告诉何晶第七版本遗嘱的见证人是林学芬律师事务所的人。
  ●2015年
  3月23日:李光耀辞世。
  4月:李总理和李玮玲得知父亲另立了新遗嘱,让三人平分遗产。
  李显扬告诉李总理,父亲如果不改回平分遗产,“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4月12日:腾福法律事务所律师吴裕庆宣读李光耀最终版本遗嘱。李显扬在宣读会上“反复坚持立即拆屋”。
  李显扬和李玮玲发声明表示,将按照遗嘱执行父亲遗愿。
  4月13日:李总理在国会说,政府不必当下决定是否保留房子,直至李玮玲搬出。
  5月13日:李总理问李显扬有关遗嘱补遗的事,要求李显扬重发2014年黄莲好发出的相关邮件,发现李显扬从中删除2013年12月有关李光耀最终版本遗嘱的往来邮件。
  6月:李光耀家人从柯金梨手上接过李光耀第一至第六版本遗嘱的副本。
  12月4日:李总理、李玮玲和李显扬发表联合声明说,在李玮玲迁出欧思礼路38号旧屋后,希望能拆除房子。李总理与李显扬也同意各自捐出等于欧思礼路38号一半市值的金额,作为慈善用途。
  ●2017年6月14日
  李玮玲和李显扬共同发表声明,指李总理为达到个人目的滥权,并执意违背李光耀要求拆除故居的遗愿。李总理否认指责。
  当李显扬应我的要求,把黄莲好内附遗嘱补遗的电邮转发给我时,他把后续连串电邮中,一些显示李显扬和林学芬与2013年12月拟定最终版本遗嘱的连带关系的对话删除,而没有转发给我。李显扬和林学芬两人看起来是相信我没有留意这些事情,也没有完全地意识到2013年12月16日和17日电邮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即使我当时阅读了2013年12月16日和17日的电邮,我也不可能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因为我是在没有完全了解来龙去脉的情况下,阅读这些电邮,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直至2015年6月被柯金梨通知时)前面几个版本遗嘱的条文,以及最终版本遗嘱的条文和相关的修改。
  当我之后复阅2013年12月16日和17日的电邮时,这当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吴裕庆如林学芬在2015年4月12日宣读最终版本遗嘱时所说,参与准备最终版本遗嘱。我也没有掌握任何资料,显示吴裕庆曾与李先生针对最终版本遗嘱见面或沟通。我因此无法理解,李先生是如何指示吴裕庆去准备最终版本遗嘱。
  2015年6月,柯金梨给全家人提供李先生第一版本至第六版本遗嘱的副本,以及他为何立下这些遗嘱的解释。我那时候才能阅读和比较这些遗嘱和最终遗嘱的条款,以及它们所呈现的更改内容,同时了解到2013年12月16日和17日的电邮往来的重要性。
  2015年8月底,由于纠纷持续不断,何晶找出她的旧电邮,找到她与李玮玲在2014年7月的电邮往来,李玮玲在电邮中表达了她对李显扬和林学芬在草拟最终遗嘱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疑虑。
  这一连串的事件导致我对最终遗嘱的草拟过程和情况感到极度不安。
  尽管如此,我考虑到,如果一家人能和睦并私下解决纠纷,我并不打算进一步追究草拟最终遗嘱时的情况,我并没有质疑最终遗嘱的有效性,因为我希望尽可能避免把纠纷公开化,导致李先生和一家人的名誉受损。
  为了和睦地解决家庭纠纷,李玮玲和李显扬对欧思礼路38号在李先生过世后留给我一事表示不满后,我告诉他们,我准备象征式收取一元,将欧思礼路38号转让给李玮玲,条件是如果故居日后变卖或被政府征用时,所有收益必须捐给慈善。然而,事实证明,要达至和解是不可能的事。情况已演变至李玮玲和李显扬做出威胁,表示要加剧对我的攻击,那时正值2015年9月大选。我拒绝被恐吓。他们的指责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指责的依据是最终遗嘱的草拟过程没有任何不寻常的情况。我于是决定在2015年通过我的律师对有关情况作进一步的询问。然而,与我的弟妹所称的情况相反的是,我的疑问(包括我在以下提到的)没有得到回复。
  李显扬现在是故居拥有者
  大选过后,李玮玲和李显扬对我的新建议表示同意,也就是将欧思礼路38号以市价转让给李显扬,条件是李显扬和我各自将相等于欧思礼路38号一半市价的金额捐给慈善,以便预先消除将来有关故居赔偿或重新发展收益所引起的任何争议。我准备将欧思礼路38号转让给李显扬,好让他与李玮玲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来处理欧思礼路38号事宜。我根据我们的协议,将相等于欧思礼路38号一半市价的金额捐给慈善。虽然协议并没有这个要求,我也将相等于欧思礼路38号另一半市价的金额捐给慈善。欧思礼路38号如今全然属于李显扬。这与我一贯持有并向家人所传达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我们一家保留任何与欧思礼路38号有关的收益的做法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这会显得我们一家反对征用和保留故居是出于金钱考量。李显扬那时不满意我的立场,现在依然如此。显然,李玮玲也一样。
  我对最终遗嘱的拟定依然感到极度不安。我并不知道任何证据可以显示李先生在签署最终版本的遗嘱时获得相关的法律意见(林学芬声称负责筹备最终版本遗嘱的吴裕庆,或其他律师提供了咨询),对遗嘱更改内容有全然的了解。事实上,没有证据显示李先生知道拆除条款已重新加入到最终版本遗嘱内。
  一个看起来具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加深了我的顾虑。林学芬参与了最终版本遗嘱的准备以及/或签署过程,而她的丈夫李显扬是最终版本遗嘱的受益人,而且能够从李玮玲额外遗产份额的去除中获益。李显扬看起来很坚持李玮玲不应获得额外份额,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5年4月时告诉我,如果李先生没有将遗嘱修改为三个子女平均分配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上述情况和事件引申出下列严重的疑问:
  一、林学芬既然密切参与了有关促成遗嘱最终版本的活动,她为何却在2015年4月12日宣读最终版本遗嘱时,称她不想参与最终版本遗嘱的筹备工作,因此交由(林学芬所属腾福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吴裕庆处理?
  二、林学芬在李光耀遗嘱最终版本的草拟与签署中扮演什么角色?
  三、李显扬和林学芬对遗嘱第一个版本到第六个版本的内容是否知情?
  四、李先生签署遗嘱最终版本前,是否有讨论其他较早的版本?签署遗嘱最终版本时,有谁参与了讨论?
  五、是否有人向李先生说明遗嘱最终版本的条款?若有,由谁负责解说?
  六、谁就遗嘱最终版本事宜向吴裕庆发出指示?这些指示的内容是什么?既然林学芬说是吴裕庆负责遗嘱最终版本的筹备,那么他是否曾和李先生会面或会谈,听从他的指示或签署这份最终版本遗嘱?
  七、李先生是否有给明确指示,要在遗嘱最终版本重新加入有关拆毁房子的条款?若有,他是向谁发出指示的?
  八、林学芬、她的律师同事及其律师事务所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九、雷安智与江秀慧同李先生在一起的短暂时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先生签署遗嘱最终版本时,林学芬是否有告知这两名在场的律师,要确保李先生在签名前获得独立和恰当的法律意见?
  上述疑问如果没有获得完满的解决,李先生在签署最终版本遗嘱前,是否曾就其中内容获得独立的法律意见,存有很严重的疑点。
  李玮玲和李显扬声称李先生除了拆除旧屋,不准备考虑其他的选项。他们是根据最终版本遗嘱当中的拆除条款做出这项声明。有鉴于以上所提出的极度令人不安的情况,我相信,要明确地知道李先生的想法和意愿,有必要在超出最终版本遗嘱以外的范围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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